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套（12幅）清宫旧藏美人图，是清初宫廷画家创作的重彩工笔人物画。每幅尺寸相同，均纵184厘米，横98厘米，绘在品质精美的绢底上。以单幅绘单人的形式，分别描绘12位身着汉服的宫苑女子品茶、观书、沉吟、赏蝶等清娱情景。
而这12美人图中的《博古幽思图》中所绘的仕女坐于斑竹椅上垂目沉思。身侧环绕着陈设各种器物的多宝格。多宝格上摆放的各种瓷器，如“汝窑水仙盆”、“郎窑红釉”僧帽壶，以及青铜觚、玉插屏等，均为康熙至雍正时期最盛行的陈设器物，具有典型的皇家的富贵气派。这些器物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真实性，也映衬出仕女博古雅玩的闺中情趣。
这12美人图也叫《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共12幅，因画幅中有雍正皇子时期"破尘居士"名号落款的条幅，曾一直被误定为《胤禛妃行乐图屏》。朱家溍先生据内务府雍正朝档案考证，其"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而已"。因此，将其更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是为圆明园旧物,原张贴于圆明园福海深柳读书堂内陈设的围屏上,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传旨将其从屏风上拆下,"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图屏中的园林景致表现的应是圆明园初期实景的真实写照.
此套图屏采用工笔重彩,表现出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和仕女画工整妍丽的艺术特色.画家在生动地刻画宫苑女子品茶、赏蝶、沉吟、阅读等闲适生活情景的同时,还以写实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清宫女子冠服、发型、首饰等当时宫中女子最为流行的妆饰.此套图屏对研究女子汉装服饰文化是最为形象而真实的史料.
“宋瓷天下第一”，其中“汝窑为魁”，《格古要论》称汝瓷“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釉面开片是在瓷器烧制过程中由于胎体和釉面不同的收缩比例所造成的开裂。
现知全球所有北宋汝瓷中，仅一件没有开片，就是收藏在台北故宫，编号为“故瓷017851”的“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花盆”。
据说水仙花产自欧洲，唐代之前从意大利传入，水仙的清雅十分符合宋人的审美品位。
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花盆，其外形有说是参照宋时木盆，也有说是借鉴漆器的造形，轮廓简约大方，由几条匀称的直线、几段完美的曲线和几个舒展的平面构成，益显端庄静雅。线条的转折、质感的温润和造型的比例使其在宁静中体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这件无纹水仙盆与莲花式温碗齐名，同为汝瓷登峰造极之作。
水仙盆整器满布透明的天青釉，极为匀润，盆体的釉层略厚过其他的汝瓷。釉面纯洁而全无开片，据分析，是玛瑙釉中的石英在尚未完全熔融时流动所致。盆口沿处的釉层因重力所致而薄于盆体，可以隐约见到胎体的色泽。平盆底稍稍凸出略含淡碧色积釉的窄边稜。口沿与盆底转角处釉薄，呈淡淡的粉色。四只底足为云头状，釉水“柔腻如脂”般层层均匀地堆积在底足处，玉质感极其强烈。从口沿、盆体到底足，天青色的幻化完全依赖釉层的薄厚变化，单色的釉面竟能显出递进的通透层次，与水墨画中“墨分五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故宫存有一套十二幅清宫旧藏美人图，原是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内屏风上的，精细程度比起现代彩色照片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十分喜爱这套绢画，从屏风上揭下妥善保护，将画“着垫纸衬平，各配做卷杆”后移至宫中收藏，无意中使它们免于英法联军火焚。
美人图中的第四幅为“胤禛妃行乐图”（又名“博古幽思图”），图中的橱柜式多宝格，好似养心殿中那组藏有近百件文物的巨型博古架。不知当初养心殿是按照“深柳读书堂美人图”布置，还是图画按照养心殿的布置所绘得。多宝格内，夏商周的青铜礼器、明宣德宝石红釉僧帽壶、玉雕紫檀插屏和北宋汝窑瓷器交相辉映。在雍正后期，虽然开始仿制汝瓷，但从未达到北宋的工艺水平。可以判定，画中多宝格的两件汝瓷应当是北宋传世，而非清初仿制。多宝格左上角的汝瓷水仙盆就是这件台北故宫的镇院之宝，而右上角的汝瓷三足洗应就是藏于北京故宫的汝瓷藏品。
乾隆帝将汝瓷水仙盆误为猫食盆的故事流传至今，皆源自一首七律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其实，仅乾隆十年（1745）的档案中，就出现过两次“猫食盆”的记载。估计在他即位前后，宫中就已经误称水仙盆为猫食盆。而七律诗所署的年款是乾隆廿六年，他用“便是讹传”四字分明表示他要纠正谬误的态度。其实他诗中的真正错误，只是把小狗错当成小猫而已，因为“猧”是小狗的意思。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既是御用作坊的工作记录册，又是造办处的来往账簿，其中关于汝瓷的记录就分十类有几十条。它记载：“乾隆十年五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交汝釉猫食盆一件随嵌红牙作，一面玻璃楠木匣子。”这分明就是那幅“胤禛妃行乐图”里，配着粉红色底座的汝瓷水仙盆。如果雍正时期的宫廷画上已经出现水仙盆及其底座，想必称之为猫食盆的谬误早在雍正时就有，说是乾隆误将水仙盆当成猫食盆，的确有些糟改他。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当他又发文思为水仙盆赋诗时，便写出“谓猧食盆诚镧语”，镧语即妄语，应当就此为乾隆正名。
汝瓷水仙花盆传世不只一件，仅台北故宫就有四件，日本大阪也藏有一件。它们虽外形相似，但釉面、胎土、尺寸和工艺大相径庭。台北的四件中带“故瓷”编号的有三，都是清宫旧藏，底部刻着乾隆御制诗，只是落款印章和年款不同，第四件疑为清朝官仿品，没刻诗。
最为珍贵的水仙盆就是编号“故瓷017851”的那件，亦即世上唯一的无开片汝瓷。它的釉色、器形、线条以及品相明显好于其他几件，称之为天下汝瓷极品，绝对名副其实。只有它被定名为“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而其他均称作“汝窑青瓷水仙盆”。
三件水仙盆外形大略相同，各有特征。编号为“014019”的没有底足，据说是被磨去了，盆体有几道大冲。其他水仙盆的底面都有六个排列整齐有序的支钉，而这件却只有五个支钉，也许在入窑烧制前掉了。“013977”带有开片的釉面略淡于那件无纹极品。在口沿处转圈镶了紫铜口，有一说是为掩饰口沿处的破损，另一说是为加强艺术装饰效果。乾隆帝的确十分珍爱宫中这些宝贝，凡有破损，必定要人修复，或点上金彩，或镶上金、银、铜口。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一件名为“北宋青瓷水仙盆”的汝瓷，为日本住友集团捐赠的安宅收藏品。其口沿处也镶有铜口，外形与“013977”相似，但底部无款无诗，尺寸也略小。当它和故宫的水仙盆一同展览时，高下立判。它稍发灰暗的釉面，远不如故宫的三件釉水清亮，而且它多处有残，不但盆口沿下的外壁有伤，而且盆底棱边有明显的缺肉破损。日本人对于中国古董文物的珍惜程度决不在国人之下，但这件汝瓷既无“日本国宝”的头衔，也不算“重要文化财”，在东洋陶瓷美术馆内，其重要程度甚至低于其他宋瓷和明瓷，其中必有缘故。日本人何其精明狡猾，只是不便点破罢了。
台北故宫收藏的水仙盆中，只有两件配有木座，镶嵌铜口的水仙盆则没有配座，磨去底足的水仙盆的木座底部，钤刻着“静憩轩御赏”和“清玩”等三方印文，而最为考究的底座当属那件无纹水仙盆，是一个带有抽屉暗格的椭圆形紫檀木座。
依《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十年五月下旨，十分具体地指示工匠“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到八月十一日，精工细作的“紫檀木钩金座”完成。乾隆又发指示，要求在紫檀木座“内安得抽屉盛磁青纸摺，随一面玻璃楠木匣持进安在博古格内。”可见当时乾隆只是想用抽屉装些与天青色汝瓷颜色搭配的磁青纸。
几十年后，紫檀木钩金座的抽屉里装入了一本装帧精美的《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是八幅乾隆亲笔书画作品。他希望用仿宋书画搭配北宋汝瓷，以展示其书画修为和艺术功力。其中包括临摹北宋四大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尺牍和题跋，以及依苏轼、米芾和赵孟頫笔意创作“幽兰图”、“折枝梅”、“偃松图”和“枯木竹石”四幅画作。虽然乾隆帝的书画功力稍逊，但其古今搭配的艺术构思和鉴赏手法值得肯定。依图册中钤有的四枚玺印研判，它应是在乾隆末年完成并放入紫檀木钩金座中。
从底座的有无、材质的优劣和工艺的精良，就能看出乾隆帝对于三件水仙盆的不同喜欢程度。用他亲自临摹的书画作品垫于无纹水仙盆下，可见他从即位起到成为太上皇帝，一直痴迷地独厚此物。清宫中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能够几十年下来，让乾隆始终青睐的无纹水仙盆一定有其超凡脱俗的致命吸引力。想必他在古稀之年，终于感悟到宋人所追求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舒朗宁静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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